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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曾巩《唐论》原文及翻译
        曾巩
        原文

            成、康①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,日入于乱,以至于秦,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。天下既攻秦而亡之,以归于汉。汉之为汉,更二十四君,东西再有天下,垂四百年。然大抵多用秦法,其改更秦事,亦多附己意,非效先王之法,而有天下之志也。有天下之志者,文帝而已。然而天下之材不足,故仁闻虽美矣,而当世之法度,亦不能效于三代。汉之亡,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。晋与隋虽能合天下于一,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,其为不足议也。   
            代隋者唐,更十八君,垂三百年,而其治莫盛于太宗。太宗之为君也,诎己从谏,仁心爱人,可谓有天下之志。以租庸②任民,以府卫任兵,以职事任官,以材能任职,以兴义任俗,以尊本任众。赋役有定制,兵农有定业,官无虚名,职无废事,人习于善行,离于末作。使之操于上者,要而不烦;取于下者,寡而易供。民有农之实,而兵之备存;有兵之名,而农之利在。事之分有归,而禄之出不浮;材之品不遗,而治之体相承。其廉耻日以笃,其田野日以辟。以其法修则安且治,废则危且乱,可谓有天下之材。行之几岁,粟米之贱,斗至数钱,居者有余蓄,行者有余资,人人自厚,几致刑措,可谓有治天下之效。 夫有天下之志,有天下之材,又有治天下之效,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,法度之行,拟之先王未备也;礼乐之具,田畴之制,庠序之教,拟之先王未备也。躬亲行阵之间,战必胜,攻必克,天下莫不以为武,而非先王之所尚也;四夷万里,古所未及以政者,莫不服从,天下莫不以为盛,而非先王之所务也。太宗之为政于天下,得失如此。
            由唐、虞之治,五百余年而有汤之治;由汤之治,五百余年而有文、武之治;由文、武之治,千有余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。有天下之志,有天下之材,又有治天下之效,然而又以其未备也,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。是则人生于文、武之前者,率五百余年而遇治世;生于文、武之后者,千有余年而未遏极治之时也。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。士之生于文、武之后,千有余年,虽孔子之圣、孟轲之贤而不遇。虽太宗之为君,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。是亦士之生于时者之不幸也。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,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,士之有志于道,而欲仕于上者,可以鉴矣。
         (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曾巩散文选集》,有删改)
        【注】①成、康:指周成王和周康王。其统治之时被后人认为周之盛世。②租庸:即租庸调,唐代赋役制度。 

        译文

            周成王、周康王死后,百姓见不到土古圣王那样的太平盛世了,天下一天天地陷入混乱,一直到秦代,完全废除了前代圣王沿用了数千年的法度。天下群起攻秦,使它灭亡了,政权归于汉室。汉朝建立以来,更换了二十四位君主,西汉、东汉两度拥有天下,相传四百年。但汉代大都沿用秦法,即使改变一些秦的成例,也多数是根据自己的意图,而不是仿效上古圣王的法度,有治理天下的志向。有治理天下志向的君主只有文帝一天而已。但文帝治理天下的才能不足,所以,尽管有仁爱的美名,而他在位时的法度,也不能与夏、商、周三代相仿。东汉亡后,几个强大的势力集团就把天下瓜分了。晋朝与隋朝虽然统一了天下,但是统一不久就灭亡了,它们的政治措施就不值得评价了。   
            取代隋朝的是唐,前后更换了十八位君主,相传三百年,它的国势没有比太宗时代更兴盛的了。太宗作为君主,能够屈己意倾听劝谏,用仁心爱护百姓,可以说是有治理天下的志向。他定租庸征民赋役,置府兵保养军队,因政务设立官职,视才能委任官吏,用礼仪改良风俗,重农业劝导百姓。赋役有规定的制度,兵农有安定的职业,官吏不挂空名,职事不会废弛,人民习惯于行善,离弃了末作贱业。使在上掌权的,政务切要而不繁难;向百姓征取的,数量不多而易供应。百姓能切实务农,国家也不废军备;既保持了军队编制,又得到了农田利益。大小政务都有专人负责,俸禄支出都实而不虚;人才都能得到录用,治国的体制可以一派相承。人们的廉耻观念一夭比一天加深,国家的耕地面积一天比一天扩大。用他的这套法令制度治理天下,天下就安宁太平;废弛了,天下就危险混乱,可以说他有治理的才能。实行这套法令制度几年以后,粮食的价格贱到一斗米只要几个钱,居家的人都有积蓄,出门的人也有余财,人人都懂得自尊自爱,几乎连刑法都废置不用了,可以说他有治理天下的成效。太宗虽然有治理天下的志向,有治理天下的才能,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,却还不能与前代圣王相提并论,这是因为他的法度的施行,与前代圣王相比还有不完备的地方;礼乐的设施,田亩的制度,学校的教育,与前代圣王相比还有不完备的地方。他亲临作战阵地,战必胜,攻必克,天下没有人不认为他是勇武的,但这并不是前代圣王所崇尚的行为;四方万里之外的异族,古代未及推行政教的地方,没有不顺服的,天下没有人不认为他是强盛的,但这并不是前代圣王所追求的。太宗治理天下,得失就是这样。      
            从唐尧、唐舜的治世,经历五百余年才有商汤的治世;从商汤的治世,经历五百余年才有周文王、周武王的治世;从周文王、周武王的治世,又经历了一千多年才遇到太宗做国君。太宗有治理天下的志向,有治理天下的才能,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,但又因为他不够完善,不能与前代圣王并论而称为极治之时。这样看来,生活在周文王、周武王之前的人,大致相隔五百年遇到一次太平盛世;生活在周文王、周武王之后的人,经历一千多年也没有遇到极盛之世。不只是生在这个时代的平民百姓是不幸的。生在周文王、周武王之后的士人,一千多年来,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、孟轲这样的贤人,也遇不着君主的赏识。即使太宗做他们的国君,他们也不一定可以得志于那个时代。这也是生在那个时代的士人的不幸。所以论述唐太宗是非得失的原委,不仅做国君的人可以参考,士人中有志于先王之道,而又想为朝廷服务的人,也可借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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